在如今这个局面之下，若是崇祯皇帝本人或者是洪承畴有了与满清议和之心，那么杨振就依然会有被自己人干掉的风险。

但是从眼下情况看，这个风险，尚在完全可控的范围之内。

杨振之所以不想在隶属登莱巡抚以及蓟辽督师麾下，主要还是从自己的自主权角度来考虑的。

就此而言，让方一藻这个既与自己相善同时又与陈新甲相善的人物，坐镇山海关兵部分司居中充当联络之人，显然对自己更为有利。

更难得的是，一直在京师帮其父亲奔走请托的方光琛，对于这个结果，也极为满意。

虽然是添注兵部侍郎，可毕竟也是兵部侍郎，方一藻宦海沉浮多年打熬出来的品秩，并没有怎么下降，而且还从相对危险的关外，回到了相对安全的关内，别人不知道这其中的差别，方光琛父子焉能不知道？

所以旨意一传出来，方光琛大喜过望，他又知道杨振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很快就找到杨振，对其千恩万谢感激涕零。

当然平台召见，杨振御前奏功的时候，陈新甲、张若麟都在场，散去之后，杨振说了什么话，自然传到了方光琛的耳朵里。

杨振在崇祯皇帝的面前，不仅给方一藻求了情，而且亲口提到方光琛的名字和功劳，这一点尤其令方光琛感激不尽。

虽然事后崇祯皇帝并没有什么表示，比如赐给方光琛一个正式的官身之类的，但是杨振的做法却让他无比心服，更坚定了他的追随效力之心。

崇祯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的午后，杨振终于在宣武门内的京营驻地里面，迎来了由内阁副署的封他为金海伯、钦差总镇辽海松旅金复东江等处挂征东将军印总兵官，左军都督府左都督的诏书。

这一封诏书，是给杨振本人的。

因其本人正在京师之中，不必要非得等到回了松山城才能拿到。

至于杨振麾下其他有功该封的将领，他也早将该封的名单转呈到兵部去了。

那些人的封赏，自然是要朝廷派出专门的钦使，前往宁远、松山等地传旨的时候，见到本人，才好正式公布。

当然了，那些名单都是杨振自己敲定的，他自己心里当然有数。

却说十一月十七日的封赏过后，杨振自觉此次京师之行各项事已了，又记起崇祯皇帝叫自己早日返回辽东的旨意，于是便当场通过传旨的内阁中书舍人提出了向崇祯皇帝陛辞的请求。

陛辞，就是臣子获得重要委任离京之前入宫面见天子，然后当面向天子告别并请示机宜的朝廷礼节。

杨振本想借着这个入宫陛辞的机会，再跟崇祯皇帝说一些事情的。

未料到，杨振提出的陛辞请求，并没有得到崇祯皇帝的允准。

或许是崇祯皇帝对杨振所提出的所谓匡救时弊的三条对策皆不满意，因而对他有所失望的原因吧，崇祯皇帝没有再一次召见他。

而且当天傍晚，崇祯皇帝便叫王德化派了卢志德前来，向杨振传达了口谕，叫杨振无须陛辞，领了诏书直接离京即可。

杨振肚子里虽然仍有许多话想对崇祯皇帝说，可惜没有了机会。

好在他之前在崇祯皇帝面前所说的那些话，也就是他在御前所献的那些匡救时弊的对策，并没有传播开来。

至少当他去大明门内、承天门外的兵部院署拜见兵部尚书陈新甲的时候，陈新甲仍对他以礼相待。

兵部职方司郎中张若麟以及兵部其他官员，对他依然十分热情，为了他的事情跑前跑后四下张罗，俨然将其视为兵部院署的座上宾。

包括杨振提出的先到宣府探亲，再从张家口出关的请求，也当场给了文书，当场照准了。

这让杨振的心中略略安定了一点。

如果他在崇祯皇帝面前所说的那些话传了开来，那么他会立刻成为满朝文武大臣的众矢之的，到那时情形可就截然相反了。

崇祯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清晨，杨振领着带来京师的将士与车马，也带着此次京师之行所得的诏书、敕印与关防，从宣武门出了内城，然后走西便门出了外城，一路往西去了。

与此同时，杨振率部午门献俘，给大明京师带来的那一番热闹气象，也随着宣武门外骡马市前街与菜市交汇口处持续了三天的公开凌迟处刑的结束，而消散了。

杨振他们一行从辽东带到京师来的那些东虏首级，先是宣武门外示众了一天，然后就运到了朝阳门外继续示众展览。

至于被杨振带到午门献俘的活着的俘虏们，先是被拿到了宣武门外一个接一个，一批接一批地活剐了，尔后又被砍下首级，送去了太庙与社稷坛，告慰祖宗天地之灵。

满鞑子十王爷多铎、辅国公屯齐的首级，以及图尔格、伊尔登、金维城、佟图赖、吴守进等梅勒章京以上将领的首级，还在告祭太庙与社稷之后，被崇祯皇帝下旨传首九边去了。